再投2亿反哺中国脑科学！社会资本入局基础研究，善意如何“安静陪跑”

　　11月11日在沪举行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上，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宣布：站在新十年的起点，首批投入2亿元，启动两项新计划——孵化一家公共福利公司模式的精神健康科技企业，全部收益捐给公益基金，反哺中国脑科学研究；设立“天桥学者”计划，资助兼具临床与科研能力、愿用新技术破解患者痛点的医生。

　　10年前，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立这家私人脑科学机构时，国内投向基础研究的社会资本还只是零星浪花。10年后，各类民间科学基金如雨后春笋涌现。

　　数据显示，2021至2024年，全国有1175家基金会开展过科学慈善项目，企业和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出资力量：在234家科技类基金会中，49%由企业或企业家发起，其中六成以上成立于2016年之后。

　　在与会科学家、企业家及基金会代表看来，社会力量介入基础研究，通常发生在公共资金覆盖不足、商业资本不愿进入、但科学价值尚未被充分认可的“中间地带”。它们以更灵活、更多元、更敏捷的方式填补结构性空白，用耐心和宽容呵护那些“很可能失败但说不定能成功”的未来火种。

　　当下中国，这样的善意如何被持续打开？正如上海启源国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许业荣所言，“比投钱更重要的，是建立多元化投入的格局”。

基础研究“深耕”呼唤多元投入

　　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稳步增加财政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杨扬表示，这场大会正是社会资本对这一要求的呼应。

　　基础研究越往深处走，多元投入机制越成熟。比如，美国基础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占比已于2021年降至40%，非营利组织与高校占比约24%。1936年在英国设立的威康信托，如今管理着约500亿美元投资组合，去年在133个国家执行近3000项资助，投资总额约73亿英镑。

　　伴随中国科研腾飞，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构成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今年3月，《自然》杂志在《自然指数中国周刊》中，用“资助热潮”形容中国慈善家对科研的投入。腾讯设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小米公益基金会直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赠，宁德时代联合创始人向复旦大学捐赠支持基础与交叉科学研究，上海国有资本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国内社会资本开始愿意把钱投向周期最长、风险最高、离回报最远的地方。

　　上海则是这一变化的缩影。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江舸在致辞中提到，2025年，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4.55%，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提升至12%左右，2030年力争提升至15%左右。近年来，上海不断尝试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新路径，比如成立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遴选近百位尚思系列学者，支持长周期前沿探索；全国首创“探索者计划”让企业出题、出资，进入基础研究项目池。实践证明，社会力量不是旁观者，而是全社会基础研究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

为“很可能失败”的想法留一条路

　　基础研究处于整个创新链条的起点，越来越多社会资本投向“从0到1”，将丰富创新生态多样性。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汪伟楠解释，与财政资金相比，科学基金会的价值在于来源多元、决策灵活、注重过程，更适合支持财政不易细管、企业不愿先投、市场难以定价的青年人才、非共识探索、交叉前沿和早期发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薛天说，从博士阶段开始，在社会资金的支持下，自己多次走出科研舒适区，不断拓宽研究新边界，成果被写入教科书，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尽管很多社会资助无法覆盖整个项目，却能成为一个支点，让我更大胆地去试去闯。”薛天认为，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有更明确的导向，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则能成为有益补充，为那些很可能失败、暂时无法进入传统资助视野的创新“火种”留一条路，“或许未来某一天，它们也会成为新的火炬”。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多样性是唯一可控的确定性。”薛天表示，社会资助带来的首先是科学品位、价值诉求、资助模式上的多样性，这将增强中国科研生态的整体韧性——AI给科研范式带来巨变，哪些研究能在未来生存发展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耐心陪跑”的价值将被放大。

　　作为新基石研究员，薛天自己也在传递“火种”。2020年6月，他用一笔社会资助的非定向经费设立了一个小项目，让暂时无法出国的优秀学生在国内实验室度过一到两年“空档期”。在“火种计划”支持下，一名上海交大学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为后续科研打下扎实基础。后来，该学生赴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读博，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自然》论文。

　　火种要延续，不能只靠偶然的善意。会上，“赋能”与“服务”被反复提及。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说：“社会力量应成为基础研究学者‘安静的陪跑者’，不要觉得给钱就是甲方，基金会应有更强的服务意识，为科学家的创新赋能。”

　　许业荣提到，他要求团队逐一拜访获得启源基金会资助的学者，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作为一家国资背景的科学慈善基金，我们可以为科学家对接研究落地的应用场景”。他透露，目前20多位受资助的学者中，已有6位设立了转化主体，2位拿到融资。

制度保障决定善意能走多远

　　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重点不是“多一笔钱”，而是“补一种机制”。汪伟楠认为，除了有人愿意出钱、有机构能够承接，还需要一套让资金“进得来、用得好”的制度安排。

　　据会上发布的《中国科学慈善基础画像报告》，上海已搭起“探索者计划”、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补助、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共同支持等好几处接口，政策工具的丰富程度全国居前。

　　但更多薄弱处还在制度细节里。有专家提出，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仅为年度利润的12%，个人捐赠超额部分不能结转，民间科技奖励的奖金尚不能与国家奖同等免税，这些都会影响科学捐赠的积极性——善意要得以持续，还需更多制度保障。

　　此外，科学慈善基金的评审能力也有待提升。小米公益基金会理事刁美玲坦言，他们经常担心“科研判断力不足”，因此把评审权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校人事体系，基金会只定规则、做监督、供资源。当一群“熟面孔”出现在不同基金会的专家评审团队中，会否造成另一种“多样性缺失”？薛天认为，社会资金同样会有马太效应和同质化问题，关键在于出资方能否找到自己独特的维度。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正在探索如何将“一次性”善意变为可持续。杨扬表示，孵化一家公共福利公司模式的科技企业就是一种尝试——盛大作为投资股东，将把未来该企业获得的全部收益捐给公益基金，反哺中国脑科学研究。“研究院希望打造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创新模式，而非仅靠一次性捐赠，要让投入自我生长、持续循环。”

　　5年前，有人问陈天桥，投入科学慈善最高兴的是什么？他说：“是同道中人越来越多，因为慈善没有竞争。”今天，当全球科研重心开始东移，中国社会力量能否从基础研究的“补位”走向“共建”，还要看能否发展出一套集长期耐心、专业判断、制度保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