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钱、后入股:一场财政科技资金的制度实验
原文摘录:熊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白煜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知识转移办公室助理主任、创业中心主任把科技成果从“书架”搬上“货架”,正在从学术命题上升为国家战略。
熊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
白煜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知识转移办公室助理主任、创业中心主任
把科技成果从“书架”搬上“货架”,正在从学术命题上升为国家战略。202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列为重点举措,并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作出了部署。密集的政策信号指向同一个判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卡点往往不在实验室里,而在成果走向市场的那段路上。
那段路上横着的老问题,是产学研联动的“两张皮”。一头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沉睡”——论文与专利逐年攀升,真正走出实验室、孵化为企业的却寥寥无几;另一头是企业的技术渴求找不到可靠的对接接口。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恰是市场资本最不愿进入的地带:早期项目投入高、周期长、失败率高,被称为“死亡之谷”。财政资金本应是穿越这片谷地的源头活水,但关于钱怎么花、以什么方式花,长期缺少一种合适的制度工具。
在广州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广州市科技局支持下开展的这场“先投后股”政策试点,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被推到了台前——财政资金先以拨款形式进入企业,等项目经市场验证后再转成股权。2025年7月,广州正式印发《广州市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港科大(广州)成为广州市“先投后股”改革的首个试点单位,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内嵌这一政策工具的高校。
要理解“先投后股”,先得理解它要替代的东西出了什么问题。传统无偿资助是“一次性消耗品”:立项、拨款、验收、结题,评审用的是科研语言——看论文、看专利,成果能否变成产品,实现商业价值,恰恰不在指标之内。政府引导基金则“风险胃口”不足:早期成果转化项目研发投入高、失败率高、周期长,国资保值增值的考核让“投早投小”在制度层面缺少合规性。于是出现尴尬的资金断层:有成果的人没钱做,有钱的人不敢投。
“先投后股”的机制设计环环相扣。项目源在校园,从实验室到企业,信任半径短到“一杯咖啡的距离”;项目遴选权交给市场化投资机构联想创投,用“风投语言”替代“科研语言”,拿真金白银投票的人说了算;广州市财政与联想创投按1:1出资,单个项目支持金额最高约400万元——机构出了真金白银,才会精挑细选、倾力陪跑。转股条件只看市场信号:项目获得社会风投即按约定转股,估值由下一轮市场投资者定价;政府与机构按4:6划分股权,并设梯度让利,把资本溢价留给创始团队。失败怎么办?80%的整体容亏边界、不以单个项目考核,项目失败按程序核销,回收资金滚动再投。
这样的机制设计的亮点至少有三。其一,资金属性的混合创新——“先投后股”让财政资金第一次同时拥有了拨款的宽容与股权的可能,把“花掉的钱”变成了“可滚动的资本”;80%的整体容亏、失败核销、滚动再投,让“允许失败”第一次有了可操作的财务闭环。其二,遴选机制的市场化让渡——把项目遴选权交给拿出真金白银共同出资的投资机构,用“风投语言”替代“科研语言”,从源头避免了“用体检报告选运动员”的错配。政府与机构1:1出资形成利益绑定,回答了“谁来选项目”这一长期困扰财政资金管理的专业性难题。其三,组织形态的高校嵌入——以高校为试点主体,把项目源、创业文化这些园区模式买不来的资产,直接转化为组织成本上的优势。
制度设计再精巧,落地时都要直面一个个具体问题。试点一年多,痛点同样真实:第一是先投后股的三档支持资金对应三档项目估值,早期的项目估值决策权全权交给合作管理机构,在路演后,有企业因为估值较低而选择主动退出,由单家机构给出的估值是否存在局限性?如何在“单一买方”的权威性与“多方博弈”的公允性之间找到平衡,是持续考验制度韧性的关键;第二,财政资金一旦转股,就进入了国资监管的话语体系:保值增值、审计问责、程序合规。这与“允许失败”在底层逻辑上是冲突的。广州的解法是把容错写进制度——80%的整体容亏边界、不以单项目考核——但坦率地说,免责条款目前更多是一张“纸面安全垫”。在实操中,当前的应对办法是:全程留痕、集体决策、每一个自由裁量的环节都留下书面依据。宽容失败不能只靠一句承诺,更要靠可追溯的程序正义来保护执行链条上的每一个人。
试点执行以来,常有兄弟院校和外地政府部门来交流,我们的回答始终是:这个模式值得复制,但不能盲目复制。它至少需要三个前提:
第一,要有足够密度的项目源。“先投后股”本质是精选逻辑,没有一定规模的成果储备和创业文化,106个项目入库的目标无从谈起。对成果产出稀疏的院校,先把概念验证和创业培育做起来,比直接照搬转股机制更要紧。第二,要有专业化的投资承接生态。遴选权交给风投的前提是本地有看得懂硬科技的早期投资机构;没有这层生态,“市场化遴选”就会流于形式。第三,要有地方政府的容错授权。财政、科技、审计、国资几个部门必须在容亏边界上达成共识并成文,否则一线无人敢执行。三个前提缺一个,模式就会走样。
这场试点还谈不上已经成功——首批企业刚拿到资金,一切结论都为时过早。但它给出了一个稀缺的选项:让财政资金同时拥有拨款的宽容与可能的股权回报,让市场替财政做筛选。中国财政科技投入中争论多年的“钱该怎么花”的问题,需要一种制度勇气来探索第三条路能否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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