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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财富 · 产经资讯· 21世纪经济报道·· 57 分钟前

新加坡:中企出海东盟的超级枢纽

内容摘要

原文摘录:APEC经济体调研之新加坡(一)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举行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特推出APEC经济体调研系列专题。新加坡是APEC创始成员,也是常设秘书处所在地。本期记者走进狮城,从制度、金融与数字基建等维度,观察中企如何以新为枢纽辐射东南亚,透视亚太产业链重构中的“新加坡角色”。

正文

  APEC经济体调研之新加坡(一)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举行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特推出APEC经济体调研系列专题。新加坡是APEC创始成员,也是常设秘书处所在地。本期记者走进狮城,从制度、金融与数字基建等维度,观察中企如何以新为枢纽辐射东南亚,透视亚太产业链重构中的“新加坡角色”。

  “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我的门店吃饭,外面还在排队,我没想太多安排了一桌,没想到被员工投诉了。”一家中资餐饮企业创始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着他“初至”新加坡时的糗事。这正是不少中国出海企业“水土不服”的缩影。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新加坡总人口为621万,其中华人占比高达73.9%。但对于一些出海新加坡的中国企业来说,它们很快就会发现,国内的经验到了新加坡“不灵了”。

  2026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贯穿全年议程;中企出海与亚太企业合作能否真正接上轨,答案往往在一份合同、一次签约之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前夕,记者走进新加坡开展调研,正是想从这些细节里,观察中企出海究竟要跨过哪几道关。

  紫羚数智创始人兼CEO梁育刚对记者表示,他第一次和新加坡客户签订AIOS(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和Agent(智能体)开发项目时,原计划现场签约预留30到60分钟就能完成,但同一天往返客户现场两次,前后至少用了4个小时才完成签约,其间一度因协议内容无法达成一致,“我方甚至准备放弃签约”。核心分歧就在于企业软件类产品上线后的责任条款。

  在中国,产品出现漏洞时,厂商务必配合完成补丁修复;如果造成客户损失,通常按项目金额的一定比例赔付。而新加坡属于普通法系,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责任限制(Limitation of Liability)条款,违约赔偿在原则上是不设上限的,因此,客户会要求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无限责任”条款。

  “当时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客户方现场找出了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的相关条款,和我们一起逐条核对。”梁育刚回忆道。这部法律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义务有明确要求,违反数据保护义务的机构,最高可被处以100万新元或其在新加坡年营业额10%(以较高者为准)的罚款;因违规遭受损失的个人还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索赔。此外,金融机构还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技术风险管理和外包相关监管要求的约束——机构外包了职能,但不能外包责任。也就是说,客户对责任条款的坚持,背后有明确的法律和监管逻辑。

  这件事给梁育刚的教训是:要在海外拓展客户,就必须先了解该国家的法律红线、行业监管红线,否则会走很多弯路。这些是在海外每一个国家开展业务的基础,涉及产品、服务、数据、定价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事先没有研究,可能会违法,或造成商业上的重大损失。从那以后,每去一个国家之前,紫羚数智内部都会优先研究当地法律和行业监管要求,再确定商业策略,包括产品的托管部署、安全、服务和定价等。

  尽管出海之路波涛汹涌、暗礁密布,但中国企业仍决意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而这也是必经的“成人礼”。

  而在出海征途中,在东西交汇之处,新加坡的角色独特。东方与西方在此相遇,未必相冲;多元族群、开放市场、普通法体系与高效治理,使差异得以安放,让交汇化为秩序,让往来生出机会。于是,新加坡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中点”,更像一座连接器与缓冲器。

  新加坡人口仅六百余万,面积尚不足深圳之半,却成为中企出海东盟乃至世界的“十字路口”。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选择新加坡有自身考虑。新加坡区位优势明显,是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也是金融中心。因此,有些企业在新加坡落地,利用当地投资便利条件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有些企业将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辐射东南亚其他国家。

  曹忠明发现,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各有不同想法。例如,中国金融机构较早来到新加坡,利用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便利条件走向国际化,与世界各地金融机构打交道。一些国有企业“走出去”承接重要项目,参与能源、制造业等合作,并将新加坡作为面向东南亚开展投资合作的重要基地。还有一些其他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也积极参与。近年来,高科技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涉及民生的企业如旅游、餐饮企业也越来越多。

  摩根大通环球企业支付部亚太区贸易及营运资金部总经理兼销售总经理张鼎长期在新加坡工作,根据他的观察,新加坡市场主要具备枢纽价值与连通性、高合规与法律确定性、成熟完备的企业生态三大特点,虽然本土市场体量有限,但企业选择新加坡是希望把区域贸易、风险管控、资金管理等职能集中落地于此。

  谈及复杂国际环境下一些中国企业出海的顾虑,张鼎分析称,很多中国企业出海会将地缘政治等问题视作风险,但新加坡恰恰是适应复杂国际环境的优质试验场;新加坡国际化程度很高,采用普通法系,既要遵循不少西方主导的技术与市场规则,同时对海外资本、中国科技企业又保有包容度。

  新加坡人口较少,市场规模不大,但它可以让中国企业在这里探索一条路径:既落地自身的技术路线,又满足西方法律法规要求,实现合规运营。张鼎举例称,某中国科技企业国际总部就设立在新加坡,正在摸索并实践国内与海外两套运营体系并行落地的经验,新加坡为很多中资企业提供了这样的实践平台。

  新加坡的深层价值在于以政治稳定、法律透明和产业生态提供确定性,使中资企业能在此搭建区域中心、打磨合规与运营能力,再辐射其他国际市场;这既是新加坡作为超级枢纽或十字路口的意义,也是中资企业全球化从速度型扩张转向体系化运营的题中之义。

  面对出海过程中的重重挑战,近年来,“抱团出海”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特征。张鼎发现,早期不少中国企业更多是单打独斗,优先把自家产品卖出去,较少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共同出海,不过现在已经出现转变,例如中国一家大型家电制造企业将生产中心落地泰国,就要求国内供应商赴泰建厂,保障品控与供应链;部分车企早几年就带动供应链落地印尼,越来越多国内企业正在走向产业链协同出海。

  此外,和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外资企业的合作也至关重要。恒天然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周德汉表示,中国食品饮料品牌正不断在东南亚地区扩张,一些进入新市场的中国企业需要供应链和原料解决方案,获得稳定的产品质量、专业的应用技术支持以及可靠的供应保障,恒天然成熟的东南亚和全球网络使其能够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中国企业在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地扩张时,经常遇到不少拦路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西瓦格·达马·内加拉(Siwage Dharma Negara)提醒,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在制度层面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在投资许可、土地法规、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本地化要求、数据监管规则,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虽然企业可以将东南亚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以制定整体战略,但西瓦格·内加拉强调,具体执行仍需依靠精通当地语言、拥有人脉网络并熟悉监管文化的本土管理人才。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新加坡来协调区域事务,但不应仅在新加坡进行远程管理,建立强大的本土团队依然至关重要。

  对于出海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闭着眼睛就能赚钱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今的出海是一场极度考验综合实力的竞争。

  从产品输出到深耕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深刻改变。张鼎认为,单纯产品迭代的意义其实有限,这一轮产业升级最核心的转变,是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迈向“全产业链出海”。过去大多是中国制造、简单把产品销往海外;如今产品技术升级,企业不能只做一次性的商品售卖,还需要配套后续运维、设备升级等一系列服务。这就倒逼出海企业在海外搭建本地网络,建设本地化生产与维保能力。

  对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更好适应新加坡或东南亚市场环境,曹忠明认为,首先,企业应着眼“走出去”制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在“走出去”前做好市场调研,了解新加坡和东南亚市场情况;了解市场情况后才能有所准备,更快适应当地市场环境。其次,在当地开展运营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规非常重要。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存在各方面干扰,企业要规避风险因素,同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也是每个国家的要求。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也同样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第三,企业“走出去”还应与当地企业开展良好合作,以少走弯路。当然,每家公司情况不同,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尽可能利用当地市场、人才和投资条件,使“走出去”过程更加顺畅。

  展望未来,服务领域的出海大有可为。张鼎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口服装、电子产品大多属于一次性交易,现在更多转向成套设备输出、工程建设,还有需要长期运维的设备出口。可以参考电梯行业,国际头部电梯品牌在成熟市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已不是售卖新电梯,而是后续服务维保。以越南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为例,如果企业对外出口电梯,后续就会产生长达10至20年的维保服务,形成持续性的应收账款。

  这套逻辑适用于中国出海企业。当下部分中国企业参与马来西亚、印尼的数据中心建设,随之带动国内设备供应商出海。张鼎举例称,数据中心的备用电源是中国的优势产品,设备交付之后还需要持续维护,两到三年就要迭代更新,并非一锤子买卖;伴随AI、数据中心等产业向上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完成全流程能力输出,而不再只是简单输出产品。

  从宏观视角来看,在中国企业出海征途中,一些制度性“红利”需要被合理利用。西瓦格·内加拉举例称,首先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因为中国、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主要市场均是该协定的参与方。企业除了关注关税税率外,还应深入研究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表以及“区域累积”规则。

  新加坡广泛的自贸协定和数字经济协定网络也具有重要价值,前提是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了实质性业务,从而有资格享受这些协定带来的优惠。新加坡签署的数字经济相关协定涵盖了可信数据流动、数字身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以及系统互操作性等领域。

  西瓦格·内加拉特别指出,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并不意味着中国产品会自动转变为“新加坡原产”产品。能否享受优惠待遇,取决于具体的原产地规则,以及产品是否在当地经历了实质性的生产或加工转化。新加坡海关明确指出,享受自贸协定优惠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相关的原产地要求。因此,企业应将新加坡所参与的各类协定视为构建真正区域价值链的工具,而非仅仅将其当作改变贸易路径的“文书手段”。

  在全球化面临逆风之际,区域一体化不断推进。中新自贸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已生效实施。这也给中新两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创造了机会。

  曹忠明表示,中新双方都在推动中新自贸协定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不断升级。近年来,升级工作持续有效推进。自贸协定升级后,有利于企业根据协定中的各项条件更好开展当地投资合作。因此,企业应该研究中新自贸协定,研究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把协定研究透,掌握具体优惠条件,对企业本身是有利的。

  归根结底,自贸协定的最终落实很多仍来自企业。政府搭建平台,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最终还要靠企业使自贸协定真正落地,充实自贸协定内容。曹忠明相信,中国企业在中国—东盟、中新自贸协定框架下,能够更好在当地开展投资合作。同样,新加坡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些自贸协定到中国开展投资、合作,更好实现区域化、国际化发展。

  新加坡是“十字路口”,不是终点。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的出海,不是把产品搬过海,而是把能力长出去。当中国企业学会在规则中生长、在差异中连接,把“国内经验”重新翻译成“当地语言”,“十字路口”通往的四面八方便是康庄大道。APEC框架下的合作持续深化,正在为这条路铺设更可预期的制度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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