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东盟：观察中国与亚洲的产业新连接

　　在世界经济的地缘版图上，亚太地区正处于新一轮繁荣周期的潮头。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深度重构与绿色转型的加速，中国与亚太诸国，特别是东盟之间的经济连接，正在从早期单纯的贸易往来与成本洼地的寻求，大步迈向涵盖资本赋能、供应链协同、规则对接与产业共生的新阶段。

　　这一连接并非凭空而起，在历史与产业的脉络中早已埋下伏笔。

　　120多年前，曹宝记（TPC）从上海黄浦江起步，几代人历经战火辗转香港，最终在新加坡扎根，从一个商号发展为跨国集团。今年9月，在由旗下曹宝记（TPC）集团与NO.17基金会发起的“AT ONE IMPACT WEEK”上，家族第四代掌门人、曹宝记主席曹慰德提及这段渊源，并抛出了一个事关区域命运的问题：如何把关怀与责任真正写进经济运行的“底层架构”——进入资本配置、企业治理、城市建设与产业链条之中。

　　会场内外，类似的血脉与商业记忆交相辉映：怡园酒业执行董事陈芳的祖辈，当年十三四岁便从福建龙岩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父辈辗转回国创业，如今她又回到祖辈生活的龙岩故土投资建厂。

　　百年流转，摆在当下的命题却已截然不同：中国与东南亚的产业携手，该如何在本地社会生根发芽？作为汇聚了区域资本、跨国龙头与国际组织的超级枢纽，新加坡成了透视这一新趋势的最佳窗口。大会期间，一财全球主持圆桌并深入专访多位业界人士，从资本、制造与品牌三个截然不同的切面，记录下这场正在发生的深刻演变。

　　资本阶梯，从善意萌芽到商业闭环

　　在东盟，产业发展与气候适应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

　　新加坡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在开幕式上坦言，公共财政资源有限，单靠政府预算远远不够。为此，新加坡发起“亚洲转型融资伙伴关系”（FAST-P）计划，立下撬动最多50亿美元资金的宏大目标。作为其支柱之一，绿色投资伙伴关系目前已完成8亿美元募资，并率先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四个可持续基建项目注资1.28亿美元。

　　除了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能穿针引线的实体企业生态同样不可或缺。起步于上海、历练于香港、成形于新加坡的TPC集团，正是这样一个跨地域的典型范式。

　　曹慰德将这次大会的内核提炼为一句话：“独善其身者难行，休戚与共者长青。”落到商业世界里，他最牵挂的是中小企业的生计：“社会的真正底盘不是大企业，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政策号召走出去时，大集团和知名民企往往有人带路，中小企业却步履维艰。既然没有顺风车，我们就自己造一条大船。”

　　他所倡导的“善经济联盟”，正通过教育、探讨和合作共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找到新赛道与新市场。在他眼中，中国企业家速度快、身段软，完全具备直接出海落地的潜能，但关键在于必须具备极强的实操性。

　　而TPC 旗下涵盖航运和港口、冷链与食品系统、能源、房地产和酒店等多元业务，为各类创业项目提供真实的运营环境。大会期间，渣打基金会与 TPC、NO.17 基金会宣布拟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扶持海洋与食品系统领域的创业项目，为当地青年与女性带来实打实的高薪岗位。正如NO.17基金会主席戴淑仪（Sook Yee Tai）所言：“在这里，一个商业设想可以在真实的业务中直接接受敲打与检验，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

　　类似的在地实践正在广泛铺开，例如，TPC与互利经济基金会联手推出“东西方地方生态系统模式”（East-West Place-Based Ecosystem Model），在印尼东加里曼丹、锡默卢岛和中苏拉威西启动“恢复自然”行动，着手将东加里曼丹7000公顷的单一棕榈油特许地改造为多样化的农林复合系统。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宣布与TPC、NO.17基金会达成合作，探索在亚洲土地、粮食、健康与能源领域的深度协作。

　　面对这些周期长、回报不确定性高的重资产底层项目，曹慰德有着清晰的融资阶梯设想。他以海洋修复为例指出，这类项目早期无法形成商业回报，必须由无门槛的慈善资金先行垫道破冰；随着模式跑通、回报率爬坡至7%左右，影响力投资顺势介入；待盈利模型进一步明朗，私募资本逐步跟进；直到规模效应足够大时，全球主流投资与公众资金才会最终涌入。他说：“这是一个共创的过程。”

　　中国力量正在深度融入这一网络。海王星计划总干事Ashok Adicéam表示，福建海洋创新中心是海王星计划的合作伙伴，厦门正在申办BBNJ协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他们还与中国伙伴共同打造了一座探索者展馆，于10月在深圳举行的海洋经济博览会上亮相。在深海探索领域深耕半个多世纪的美国海洋学家西尔维亚·厄尔（Sylvia Earle）也深有感触地回忆，1973年她首次访华时，看到的是中国人以草养鱼的生态智慧，而如今，中国已具备多次将科研人员送入万米深海的硬核实力。

　　告别平移逻辑：直面规模化挑战与规则传导

　　视线从资本运作转向实体制造，东盟市场的真实需求，正在彻底重塑企业对出海的理解。

　　世界经济论坛董事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巴克普（Sebastian Buckup）回顾道，2007年夏季达沃斯首次在大连举办时，中国人均GDP约为2700美元，如今已在1.4万至1.5万美元之间；中国经济也从中低端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先进制造、清洁制造和创新。他说，作为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如今能为世界带来许多解决方案。

　　但产能走出去，绝不等于企业能自然而然在当地站稳脚跟。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区总裁石安观察到，企业去东南亚如果只是为了寻找低成本洼地，或者规避关税，随时可能遭遇瓶颈。企业出海真正面临的是双重考验：“这里头有产业规模化的挑战，有商业规模化的挑战。能够生产并不代表你有客户，你有客户并不代表你能够活过三年。”

　　更深远的变量，来自全球绿色减排规则沿供应链的刚性传导。石安举例说，一家国际快餐巨头自身运营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排放（范围一与范围二）仅占1.8%，剩余98.2%的天量排放全由上游供应链（范围三）产生，这种减排压力必然会直接穿透并倒逼供应商转型。这家企业排名前九的供应商，“在中国就有97个工厂，在全世界有1500个工厂”；只要在中国帮它打造出一个可行的减排场景，就“可以复制1500次”。他参与推动、与上海气候周共同打造的“气候灯塔”项目，正帮助中小企业应对碳排放数据在欧洲不被认可等问题，对接国际标准制定和认证体系。

　　在欧洲气候创新平台Climate KIC首席执行官柯尔斯滕·邓洛普（Kirsten Dunlop）看来，更高的门槛也可以是合作的入口。她表示，欧洲设立碳门槛旨在督促各方达成减排共识，而庞大的转型需求离不开中国雄厚先进制造产能的支撑。她认为，中国企业如果带着攫取式的思维进入欧洲，欧洲不会受益；欧洲企业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实力和长期战略思维，同样无法受益，双方需要的是共生式的伙伴关系。

　　目光回到东南亚。邓洛普介绍，Climate KIC在本届大会期间举办了全球绿色商业创意大赛“气候启动台”（ClimateLaunchpad）的区域决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创新团队，其中女性参赛者占比高达43%。她尤为赞赏的是，许多本土初创团队在项目萌芽阶段，就已经主动将政府机构、当地社区与产业链伙伴深度绑定在一起。

　　知行之间

　　从区域融资的落地到制造业供应链的重构，从企业运营平台的赋能到消费品牌的心智深耕，中国与东南亚的产业合作正在直面越来越具体而微的问题：资本究竟如何进入，企业如何找到客户，产品又如何获得当地消费者的深层认同。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绝非一场持续几日的大会所能解答。正如第一财经全球中心主任孙冀在为“城市生态转型”圆桌定调时所选取的关键词——“知行合一”：唯有知之真切，方能笃行致远，商业的真正蜕变永远发生于脚下扎实稳健的每一步探索。

　　世界经济论坛的巴克普在采访中留下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各方要彼此对话，而不是彼此议论。”从一个多世纪前黄浦江畔摇橹出发的商船，到重返故土建厂的南洋游子，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产业共生，从来不是起于某一场会议，也绝不会止于某一纸协议。从上海来到新加坡，一财全球将继续深入一线，用持续的调研与专业的视角，记录下中国与亚洲产业合作中真实的演进脉络、现实挑战与崭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