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赋能，更好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基本原则。乡村振兴最终要靠农民来参与、来建设，也要让农民从中受益。只有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让乡村振兴真正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然而，现实中，一些村庄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参与渠道和参与能力也存在不足，农民的主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不禁要问，农民主体性为何仍然不足？

　　要理解这一问题，一个重要切口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较长时期内，农村集体产权权属不明、界限模糊、责任不清，集体资产虽然名义上“人人有份”，但成员权利却缺乏清晰界定，集体资产的经营和收益分配也缺少稳定、规范的制度安排。农民难以从模糊的产权关系中形成清晰的身份认同和稳定的利益预期，参与集体事务的动力也就难以充分激发。加之不少村庄集体经济基础薄弱，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农民更难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通过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股权量化等方式，改革试图进一步明晰集体产权关系，强化成员权利保障，改善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

　　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贾琦、余家林、王怡迪，2026：《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了农民主体性吗？——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研究者利用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两期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主体性的影响。

　　从“旁观者”到“主人翁”，农民主体性得到提升

　　这场改革究竟是怎么撬动农民主体性的？答案首先藏在一本“账”里。过去，很多地方说不清农村集体资产归谁所有、由谁经营、收益怎么分。2016年，中央提出“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各地随后陆续开展清产核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把资产折算成股权，村里的资产边界逐渐被清楚划定，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权利也被更清晰地写进了“账本”。农民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安排的对象，而是拥有了相对实在的“入场券”。

　　有了这张“入场券”，接下来的问题是：农民能不能从中真正受益？改革盘活了集体资产、推动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壮大后，资产被量化成股份分给农民，农民得以按股分红。不少地方已经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广东佛山南海区，2015年有78万名股东人均分红5172元，占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成；湖北京山新市镇城畈社区，1815名股东一次性分了459.68万元红利；浙江宁波，2018年全市开展分红的599个村社，共发放分红31.2亿元，人均744元。当分红真正到手时，农民对集体的认同感也随之增强。

　　光有分红还不够，农民还得说得上话。以前村里的事，村民能不能参与、参与了有没有用，往往不太确定。如今通过民主决策、信息公开，农民在成员认定、股权设置、集体经济发展等关键环节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逐渐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村里的事不再只是“干部关起门来定”，而更多变成了大家商量着办。当农民感受到自己的意见被认真对待、利益被切实保障时，他们对集体的信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从被动接受，慢慢转向主动认同。

　　产权理清了，农民才有资格参与；分红到手了，农民才有动力参与；意见被听见了，农民才有底气参与。农民由此逐渐从政策的“旁观者”，走向乡村振兴中更主动的角色。而这种转变似乎并不只停留在钱包里，研究还发现，改革之后，农民参加集体经济组织会议的积极性提高了，更多人开始关心村里的公示信息，也更希望自己村的集体经济能做大做强，认为集体经济发展和自家利益相关的人也明显增多。这或许意味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不只是经济收益，还有一场悄悄发生的心态转变。

　　改革效果因村而异：谁的提升更明显？

　　当然，农民主体性的提升并非在每个村庄都同样深刻。同样一套产权制度改革，落到不同的村庄里，效果却可能大相径庭。这背后，村庄的人口结构和治理力量，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先看人口结构。在留守老人多、年轻人少的村庄，改革的效果相对有限。这类村庄大多“空心化”程度较高，常住人口以留守老年人为主，他们本身参与集体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就不高：一方面，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很多人对股权、分红这类新事物本就陌生，也缺乏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另一方面，即便产权关系理清了、分红制度建立了，如果子女常年在外打工，家庭的经济重心也不在村庄，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关切度自然就打了折扣。

　　村里的事再怎么改，短期内也很难看到太大变化。相比之下，在青壮年劳动力比例较高的村庄，改革的带动效果往往更明显。这类村庄的年轻人和村庄经济发展的利益关联更紧密。他们更可能长期留在村里或者与村庄保持紧密联系，对集体资产能不能盘活、分红能不能兑现，天然更敏感，也更愿意主动了解、参与、监督。改革红利一旦释放，这部分人往往能第一时间感知到，进而转化为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

　　村干部本身的能力和经历，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研究发现，如果村支书有过外出务工或经商的经历，改革带来的促进效应会更强一些。这不难理解：这类村干部往往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过，见过更大的世面，积累了更丰富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具备更强的经济敏感度。他们更清楚怎么把一块闲置的集体资产盘活成实实在在的收益，也更懂得如何设计合理的股权和分配方案，把制度红利转化为村民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此同时，有过市场经历的村干部，往往也更认同公开透明的规则意识，更倾向于把账目、分红方案摊在阳光下，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这种治理风格上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改革的信任程度，也进而影响他们参与集体事务的主动性。

　　从“阶段性任务”到“长效机制”：让改革红利走得更远

　　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为进一步激发农民主体性，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要防止改革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化”倾向。不少地方在完成清产核资、成员确认等程序性环节后即视为改革“完成”，但农民是否真正知情、参与、受益，往往缺乏后续追踪。因此，应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评估与统计监测体系，将政策执行跟踪、集体经济效益评估、农民满意度调查纳入常态化机制，定期“回头看”，及时发现改革中存在的偏差和空转问题，确保改革不是停在文件里，而是真正落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上。

　　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民的“股东身份”名副其实。这既需要明确农民的股权与相应的权利义务，也需要完善收益分配方案的制定、审核与公示程序，探索建立与集体经营绩效挂钩的动态分红机制，鼓励村级组织公开透明地公布收益分配结果。只有当农民能够持续、稳定地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实际回报时，“人人有份”才能从纸面权利变成可感知的经济获得感，进而转化为参与集体事务的内生动力。

　　三是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式推进。不同村庄在人口结构、集体资产状况和治理能力上差异明显：对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产业基础较好的村庄，可以加快推进资产股份化改革，探索多元化经营模式，把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做足；而对于集体经济薄弱、老龄化程度较高、内生动力不足的村庄，更应侧重制度培育与能力建设，通过政策倾斜、金融支持和人才引入，先把改革的“承载力”补上去，再逐步提升农民的参与度，让改革红利在不同类型的村庄都能真正沉淀下来。

　　（作者贾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余家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