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国平：要让人文参与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亚太中国说

　　【编者按】今年是APEC中国年。我们走访了我国多位长期深度参与APEC政策研究与外交活动的权威学者、政策智囊以及大湾区行业名家，并与他们展开深度对话，旨在呈现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思考，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角色与机遇，为APEC中国年汇聚智慧与力量。21世纪经济报道宏观新闻中心携手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共同推出“亚太中国说”系列专访报道，敬请垂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洪晓文特约记者冯箫凝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

　　此时走进深圳，最先闯入视线的便是无处不在的APEC元素。从深圳宝安机场到香蜜湖，城市的每一处对外窗口都换上了APEC“限定皮肤”。为此，深圳还迭代升级了城市的科技与人文服务，包括通关流程优化、智能化的多语种服务、口岸整体改造，以及实体书城里新上架的APEC“中国年”主题读物等，为外籍嘉宾了解中国、读懂亚太提供便利与窗口。

　　在APEC深圳峰会召开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与一位“新深圳人”——著名作家、哲学家周国平进行了对话。自2019年至今，周国平担任深圳市坪山区图书馆馆长已有七个年头，年逾80的他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热爱的文化事业中。

　　在这场对话中，他向我们分享了他对亚太文化交流以及对深圳创新文化的理解。谈及深圳的创新与科技企业的发展，他认为，科技与人文不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合作，是为了让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美好生活”。

在文化对话中寻找共识

　　《21世纪》：今年是APEC中国年，APEC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是否需要文化对话？为什么？

　　周国平：APEC是一个经济合作论坛，实际上是一种“软机制”。它形成的决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需要各个经济体自主落实。能不能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识，取决于共识的广度和深度。

　　这就需要文化对话。文化对话越通畅、越广泛，形成的共识就越有深度和广度，合作也就越有落实的基础。

　　另外，APEC虽然是经济合作论坛，但经济合作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旅游合作、数字经济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也会涉及文化差异、价值判断和伦理问题等具有文化性质的内容。这些也需要通过文化对话增进理解、寻找共识。

　　《21世纪》：这次APEC“中国年”既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软实力的平台，也为世界观察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是独树一帜的，但从“被看见”到“被理解”，往往并不容易。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

　　周国平：要被理解，最关键的是要说大家能懂的话。什么样的话是大家能懂的？首先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比如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孔子的哲学，就要寻找孔子思想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仁”，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原则，属于全人类的“金规则”，在不同文化的典籍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理念。我们讲孔子哲学，可以从这样的“金规则”展开，让大家理解中国文化所关心的，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其次，要讲事实，讲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次APEC主会场在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几十年来，深圳在改革开放上不仅步子跨得大，而且跨得稳。改革开放给深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变化，让世界更直观地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把握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方向，向世界表明中国将持续扩大开放的决心。事实是有说服力的，不仅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吸引亚太地区对华投资，更有助于增强外界对中国发展和开放前景的信心。

深圳是一座有创新文化基因的城市

　　《21世纪》：深圳常被视为一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你怎么看深圳的创新文化基因？

　　周国平：第一，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有勇于尝试的先行者品格。创新需要敢于探索，不能凡事都等现成答案。

　　第二，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聚集了大量年轻人，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第三，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体现的是多元包容的胸怀。不同地方的人带着不同的经验和想法来到这里，彼此交流，也会激发新的创造力。

　　此外，深圳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从音乐、设计、文化交流，到全民阅读，这些文化活动也在不断丰富城市的人文生活，为创新增添活力。

　　《21世纪》：这次APEC主会场设在深圳，给深圳文化合作与创新带来怎样的机遇？

　　周国平：改革开放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不断向前探索。举办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既是展示，也是鞭策，能够推动深圳以更开阔的眼光思考未来的发展。

　　在文化层面，深圳可以借这个机会，在亚太文化合作方面做一些更长远的事情。比如，探索建立一个定期、长期举办的“亚太文化合作论坛”，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有机会持续交流。把文化对话作为一件长久的事情做下去，意义重大。

要让人文参与技术讨论

　　《21世纪》：你在担任坪山区图书馆馆长期间做了件“破圈”的事，让读书会开进了比亚迪的厂区，让科技与人文在产业一线对话。为什么？你如何看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

　　周国平：实际上，人文与科学的沟通一直存在。两者的结合点是什么？是哲学。

　　在古希腊，人文与科学还没有分家，哲学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那时学科也尚未真正分化，它们都在哲学的母腹里。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包罗万象，既有物理学、生物学、动物学，也有形而上学。当然，文学比哲学产生还早一点，荷马史诗就早于希腊哲学。但至少从西方思想史来看，许多科学学科是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的。

　　后来到了中世纪，大学产生，学科开始分化。当时重要的学科有医学、神学、法学。此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学科进一步分化。

　　但不管怎样，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人文与科学始终通过哲学这个汇合点交流、沟通。科学发生重大进步，会影响哲学，再通过哲学影响人文；人文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也会影响哲学，再通过哲学影响科学。

　　比如，培根在《新工具》等著作中强调经验、实验和归纳，对近代科学方法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与艺术。

　　无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科学家，都会有哲学的根基和关怀。他们探究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人文与科学是相通的。

　　《21世纪》：你怎样理解“科技向善”这四个字？

　　周国平：“善”就是美好生活。科技应该促进人类走向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科技向善。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功用层面，科技给人类生活各领域带来进步与便利，提升效率。比如今天许多事情用一部手机就能完成，这在过去很难想象。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给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至少在效率层面，大大改善了生活。

　　其次是社会层面，要让技术体现公平和正义。如何让科技普惠众生，如何保护个人的权利，这些都需要思考。

　　再次是伦理层面，如何守护人性和人类伦理价值？现在前沿的科学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已经提出很多伦理问题，比如生育干预、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当技术对生命的介入已达到如此程度，恰恰需要人文知识与思维的参与来界定这其中的边界。

　　最后是精神层面，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要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科技推动了物质进步，但科技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精神生活的发展。生活更方便了，人的内心是否更充实？信息更多了，人的理解和思考是否更深入？这些问题，不能只靠技术本身来回答。在这一点上，科技与人文必须合作。

　　《21世纪》：具体应如何让技术体现公平和正义？

　　周国平：一是技术普惠。要让不同人群都能够享受到技术带来的好处。尤其到了AI时代，要照顾弱势群体，避免技术导致城乡、地域、种族、性别、年龄等方面的数字歧视，要真正做到让科技普惠众生。

　　二是权利保护。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促进了知识传播与共享，但共享不等于可以不尊重权利。作品、肖像、声音等被使用时，怎样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当算力和数据资源高度集中在科技巨头手中时，又怎样兼顾创新、公平竞争和公共利益？这些都值得认真讨论。

　　三是隐私保护。大模型训练需要海量图像、语音、文本数据，如果数据来源、收集和使用不规范，就可能侵犯个人信息权益和隐私。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以及换脸、仿声等技术，也可能被滥用于诈骗、诽谤、制造虚假信息、网络犯罪。技术的使用边界在哪里，责任由谁承担，都需要明确。

　　《21世纪》：人文应该如何助力科技向善发展？

　　周国平：有两个路径。其一是限制性的方式：技术要有禁区，有些事情不能因为做得到，就认为应该做。人文需要参与技术伦理的讨论，为技术建立边界，帮助辨明什么应该保护，什么不能被牺牲。

　　另一个是积极的方式：主动让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科学实验、科技企业经营的一些关键环节，把人文因素带进去，把对人的关心带进去，共同探究科技造福人类的途径。这种参与，不应该只是在“事后”，也可以在研究和设计之初，就把人的需要、权利和精神生活考虑进去。

　　科技与人文不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合作，是为了让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