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税制怎么改？李旭红：优先完善现行税制 促进经济增长韧性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渗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改变劳动与资本收益分配格局。

　　此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围绕机器人税、算力税、数字服务税展开政策研讨，但尚未形成全球统一征税共识，如何平衡创新激励、财政收入与社会公平，成为各国财税治理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教授长期致力于税收政策研究，曾配合国家相关部门从事多项重大财税改革的研究工作，具有丰富实务的工作经验。

　　她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AI同时扮演“增长引擎”与“就业冲击源”双重角色时，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并存：一方面提升生产效率、拓宽税基；另一方面重塑就业结构，改变劳动与资本收益分配格局，推升社会保障和劳动者再培训需求。

　　伴随人工智能以超出预期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的基本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将有约40%的就业岗位受到AI影响。“我们认为，这一比例同时包含替代与互补，不能理解为40%的岗位将消失。其核心问题在于，在支持价值创造的同时，要使税基适应收益结构变化，并为劳动者转型提供保障。”李旭红表示。

　　在宏观层面，产业数据也印证了AI的经济权重。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

　　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88%的受访组织已在至少一项业务中使用人工智能；我国日均Token调用量由2024年年初的1000亿次跃升至2025年年底的100万亿次，2026年3月突破140万亿次，两年增长超过千倍，经济增长潜力可观。

　　业界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使全球GDP水平较基准情景提高约14%，规模约为15.7万亿美元。

　　李旭红认为，这一趋势与IMF关于“劳动税基可能收缩”的警示形成呼应，也与中国税制改革当前所处阶段相契合。“近年来，我国改革重心正从‘减税降费’转向‘优化结构’，这意味着宏观税负正在财政可持续与支持创新之间寻求新平衡。”

　　在税制方案比较上，李旭红对国际讨论较多的几种路径进行了阐释。她指出，机器人税、算力税围绕自动化生产投入征税，但面临界定困难、抬升创新成本等风险；AI服务增值税、词元税、数字服务税着眼AI服务交易环节，各有征管短板；资本所得税优化、AI特别利得税、超额利润税聚焦收益分配调节，存在税基边界、估值征管等现实难题。

　　“照搬新设专门税种并非最优路径，应充分检验现有税制的适配能力。”李旭红表示，应区分不同征税方案的优势与短板，立足我国国情推进税制建设。

　　在此基础上，李旭红建议坚持简税制，优先完善现有税种对AI新业务的适用规则，厘清模型订阅、算法授权、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的收入定性、成本扣除、纳税时点与跨境税收处理。新设税收工具必须经过必要性和可操作性检验，不简单另立新税种。“税制要保持简明稳定，降低新业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政策取向上，李旭红主张以激励创造效应为主，注重政策精准性。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生态培育；审慎评估对市场优势企业叠加税收优惠的必要性；简化兑现流程，提升中小创新主体政策获得感，以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实效评判政策成效。

　　针对就业替代效应，李旭红认为，应做好配套调节，将调节重心落到技术收益最终获得者，完善自然人股东分红、股权转让等收益的税收征管，防止AI相关收益游离于税制调节之外。同时，应持续完善课税环节：消费端规范AI服务增值税征管，打通中间投入抵扣链条；利润分配端做好企业所得税、资本所得的税收管理，聚焦分红、减持等实际收益环节，对新增特殊调节税收工具保持审慎态度。

　　在李旭红看来，税制改革应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结构变化，在支持价值创造的同时为劳动者转型提供保障，以清晰、统一的税收规则支持新业态发展。